近日，历史文化学院刘旭光教授撰写的“致敬：档案先生”和谭必勇副教授撰写的“基于场域理论的地方特色档案治理研究——以苏州为例”在《档案学研究》2022年第2期同时发表。

刘旭光教授在“致敬：档案先生”一文中指出，“先生”一词，自古以来就是对有知识有德行的人的尊称，在档案学界也存在着这样一批“先生”，他们以性格性情示范风骨风度，以命运经历构筑中国符号，是中国档案学的燃灯者和传灯者，亦是值得后人尊敬和效仿的档案先生。文章从历史、行政和教育三大领域对档案先生进行了分析，在历史领域，王国维堪称“民国时期档案学研究第一人”，其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对中国档案学的诞生发挥了重要理论启蒙作用。在行政领域，甘乃光先生作为行政效率运动的倡议者和组织者，是行政领域最重要的档案先生。在教育领域，毛坤是近现代档案教育的先驱，是我国讲授档案管理课程的第一人。总之，20世纪30年代，一批档案人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整理明清档案，借鉴西方档案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国民政府行政改革的实践中，总结、整理、归纳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档案工作理论、原则和方法。

谭必勇副教授“基于场域理论的地方特色档案治理研究——以苏州为例”一文主要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以苏州特色档案资源及其形成的档案场域为分析对象，对苏州特色档案场域展开了生成性和共时性分析。文章通过生成性分析，解读了苏州特色档案场域的形成轨迹，通过共时性分析，分析了行动主体各自占据的动态位置和相互间的竞合关系，解构出苏州特色档案场域的转换逻辑、资本的结构和转化方式以及行动主体的惯习特征。最后，文章从场域视角、资本视角和惯习视角提出了推动苏州地方特色档案场域再生产的展望和建议，包括立足场域特色，深化跨场域融合共振；推动技术资本赋权，加快“实体—虚拟空间”的意象协同；扩展多层次价值认同，建构更大范围内的文化感知。

近年来，围绕民国档案学人及其思想研究等问题，刘旭光教授已提出很多思考和见解，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并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力。谭必勇副教授对苏州特色档案展开的研究则提高了学界对于地方特色档案资源治理的理性认识，为优化地方特色档案治理开辟了新的诠释空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